【创刊70周年特稿】读者著者审者，我与“中华口腔”50年

一则“庆祝《中华口腔医学杂志》创刊70周年征文”的通知，唤起了我与“中华口腔”（业界对《中华口腔医学杂志》的昵称）50年交往的美好记忆。

回忆我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中华口腔”指引我一步步走上口腔医学的学术道路。1973年9月，我初入大学，成为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大学生，自然都是读书人，而读书人最常去的地方一定是图书馆。在图书馆里，我可以置身于知识的海洋，博览群书，丰富自己，荡涤心灵。我入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学校图书馆里的书虽不算丰富，但足以让我一个初入行的毛头小伙大开眼界。“中华口腔”是当时学校图书馆里唯一一本中文口腔专业杂志，成了我当时最主要的入门读物。摆在当时的图书馆里的“中华口腔”全是年度合订本，由于1966年下半年至1978年上半年停刊，截至1966年实际只有十几卷，每卷4期，全部浏览一遍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大学期间，除了专业教科书之外，“中华口腔”是我最常翻阅的课外读物。从阅读中，我了解了口腔医学的全貌，了解了行业关注的问题，也了解了专业发展的历程，更认识了不少孜孜以求、专心学问的行业前辈。“中华口腔”是我入行的指路明灯，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成为“中华口腔”的忠实读者。

时间到了1978年，我已在口腔专业的道路上行走数年，但深感自身知识的匮乏，于是决定报考研究生进一步深造。在选择专业和学校时，又是“中华口腔”给我启示，引我前行。记得读过毛燮均教授发表于1957年第四期的“如何实践口腔科医师的道路”一文，文中谈到年轻医师应有的志向、应努力的方向，给我很大启发，指引我确定了报考的专业和选择的学校和老师。也是在1978年，停刊多年的“中华口腔”恢复了出版发行，在图书馆里又可以读到“中华口腔”最新的期刊了，让我可以不断获取业界最新的学术动态，在更高的学术层面思考问题和指导实践。“中华口腔”是我最信服的专业辅导教师，我是在阅读她所刊登的文章中获取灵感，考上北医口腔的。

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我的学术之路更加宽广。作为读书人、教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把自己的所作所得、所思所想通过铅印的文字展示出来，成为一个著者，让更多的同行了解。对我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来说，把歪歪扭扭手写在方格稿纸中的文字转变成杂志上印刷的、规整的文字并且出版，是一种足以与金榜题名相媲美的荣誉和开心事。1978年以后，国内的中文专业杂志虽然多了起来，但“中华口腔”仍是我拟发表文章的首选平台。我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每年发表论文应不少于1篇。1986年，我第一次在“中华口腔”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高兴的是，我的这篇论文表现不俗，获得了当年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的优秀论文奖。这个奖虽然只是一个小本证书，不过对于当时已不算年轻、学术上仍显稚嫩的我来说，仍是莫大的激励。可以说，“中华口腔”是我学术路上的贵人，给我信心，给我希望。

我对“中华口腔”学术地位的真正认识，是两次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期间。第一次，1988—1992年，我作为国家教委公派留学生，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段时间读的当然都是外文书籍和期刊，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学院口腔病理学K.Lee教授的案头看到了一本中文版的“中华口腔”，实在让我惊讶。交谈中得知，Lee教授是马来西亚华裔，看得懂中文，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者很是仰慕和尊重。为及时了解和学习中国口腔专业的发展，了解中国同行的动态，他专门订阅了“中华口腔”。他钦佩中国同行，后来为帮助中国学者走向国际舞台做了大量工作，被尊为中国口腔界的老朋友。第二次，1994—1995年我在美国工作，在哈佛大学牙科研究所的图书馆里同样看到了几本“中华口腔”杂志。期刊的卷期不太全，似乎不是学校订阅而是以往在这儿留学的中国学者赠送的。令人惊讶的是，期刊的借阅单上赫然可见研究所里许多外籍著名学者的名字，可见即使只能读到文章的英文摘要，他们也是感兴趣的。这些经历，让我十分感慨：强大的中国，优秀的中华文化，优秀的中国口腔医学工作者，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不会被世界所忽略，因为追求卓越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路径。“中华口腔”让我在世界之林感到自豪。

回国后的30年是我个人学术生涯努力奋斗、不断进步的30年，我与“中华口腔”的交往也自然多了起来。发表学术文章既要选择展示平台，更要看发表后的实际效果和发表后的反响。在我看来，作为中国学者，选择将自己满意的工作成果发表在中文期刊上，让同胞同行看到，得到他们的认同与认可，使其在国内发光发热、发挥作用，似乎更为必要。我工作中几篇有影响的论文都是发表在“中华口腔”上的，因为我认为，“中华口腔”在我国口腔学术界是最权威的专业学术刊物，我愿意、也必须把最珍贵的成果奉献给她。“中华口腔”为我提供了学习、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我衷心地感谢她！

70年来，“中华口腔”之所以能被公认为国内一流的口腔医学学术交流平台，并且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得益于杂志社自始至终坚持的科学导向，得益于杂志社完整、严格、规范的审稿体系，得益于杂志社一代代忠于职守、十分专业的编辑人员，更得益于一代代口腔医学领域优秀的专家与学者。对于杂志审稿体系的严谨、认真和公平、公正，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有一次我的一位学生将研究中一项挺有价值的论文以我们二人的名义投稿至“中华口腔”，由于经验不足，文中存在明显的纰漏，并且投稿前也没有送交我审核。稿件投出后不久就被退稿，退稿信中明确地指出了出现的错误。那时还没有建立匿名评审体系，我本人还是编委会的成员，但是编辑和审稿组丝毫不顾及关系和面子，只是根据来稿本身的质量决定取与舍，实在是一股难得的学术清流。直至今日，“中华口腔”仍然保持着这种学术清流，堪称我国口腔学界的典范。

除了读者和著者的身份，我也曾是“中华口腔”的审者（审稿人），还曾担任口内和基础终审小组组长工作。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承担过各种不同的任务，但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审稿组长的任务。因为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所面对的是优秀的著者、优秀的审稿专家、优秀的编辑人员，我所肩负的使命是神圣的、纯洁的，也是单纯的。审稿会上，我不必担心或顾及各种关系，只需认真做事、畅所欲言。如今，“中华口腔”已经70岁了，她仍然在为我国的口腔医学发展发挥作用。在这70年里，我曾经伴随她50年，曾经为她的发展奉献过，我很欣慰。

70载风雨，道阻且长，我为“中华口腔”的成长和发展而高兴，也为“中华口腔”的未来而祝福。